蔣筑英:知識分子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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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筑英,1938年8月出生,浙江杭州人。是著名光學科學家,一直從事光學傳遞函數研究工作。曾與他的研究小組建立了我國第一臺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裝置,設計了我國第一臺電子分色機的分色特性和鍍膜要求,先后解決了國產鏡頭研制工作中的許多關鍵性技術難題。1982年因病逝世,被國務院追授為全國勞動模范。聶榮臻元帥稱贊其是“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2019年9月,蔣筑英被表彰為新中國“最美奮斗者”。

蔣筑英

不斷攻克難關

蔣筑英質樸、正直、勤奮,是一塊好鋼。在導師的指導下,蔣筑英選擇了光學傳遞函數這一開創性課題。60年代初,國外光學傳遞函數理論已開始應用于生產實踐,這是應用光學的理論課題,也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基礎技術,而這個科研領域在中國當時還是個空白。

蔣筑英開始在崎嶇的科學小路上頑強攀登。這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難關。蔣筑英說:“科學研究的道路本身就是不平坦的,不會一帆風順。居里夫人把自己關在小木屋里,節衣縮食,廢寢忘食,4年之后才發現鐳。我們還沒搞到1年呢。要打起精神,繼續干!”

在王大珩的帶領和指導下,蔣筑英在科學研究中勇于探索,刻苦鉆研,很快就在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初露鋒芒。1965年,年僅26歲的蔣筑英和他的研究小組經過700個日日夜夜的努力,建立了中國第一臺光學傳遞函數測量裝置。日本學者村田和美參觀之后,驚異地說:“想不到中國這么早就研制出了這樣高精度的裝置。你們應當把它報道出去,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人的才能。”

文革爆發后,蔣筑英沒有工作可干,但他耐不住寂寞,經常到實驗室,把實驗室打掃得干干凈凈。在大多數人放棄知識的時候,他依然每天讀書,幾乎是書不離手。妻子路長琴說:“蔣筑英和我說,國家的發展離不開科技進步,社會進步還得靠知識。”

文革結束后,蔣筑英和他的研究小組努力攻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重要成果。他們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建成了國內第一流的光學檢測實驗室,接著又設計了中國第一臺電子分色機并解決了國產鏡頭研制工作中的許多關鍵性技術。蔣筑英漸漸成為中國光學界光學傳遞函數計算、裝置、測試以及編制程序、標準化等方面的專家。

“中國有內行”

1979年,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派蔣筑英去西德進修。他省吃儉用,半年時間省下不少錢。朋友勸他給家里買臺彩電,回國的時候,蔣筑英用節省下來的外匯給所里買了1臺英文打字機、1部錄音機、19臺電子計算器和一些光學器材部件。剩下的錢,全部交給了所里。

吉林省進口了一批光學器材,商檢部門請蔣筑英幫助檢驗產品質量。他和同事們使用自己設計制造的測量裝置,對其中的鏡頭進行檢查,發現質量不符合標準。他把拍攝下來的照片和材料交給有關部門,主張向外商索賠。外商看了檢驗報告后,佩服地說:“中國有內行!”蔣筑英一絲不茍,不僅使國家免受經濟損失,也維護了祖國的尊嚴。長春幾家光學儀器廠,一直都把他當作參謀和顧問。王大珩評價他的學生說:“蔣筑英是科學界的雷鋒。”

蔣筑英十分關心群眾的疾苦,在生活中,他總是無私地幫助別人。妻子曾說他“什么活兒你都攬,誰的事兒你都管,吃飯走路你都嫌浪費時間”。大家稱他為“不管部長”,所里的老同志說他是“永動機”,他把自己比作“鋪路石”。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時刻

蔣筑英總是為國家著想,為他人著想,卻很少想到自己。他的門牙脫落了,抽不出時間去鑲;身體有病,不肯抽時間上醫院去診治。他的身體一天天消瘦下去,腹痛越來越厲害,他的愛人多次催促他看病,他老是說:“等明天吧”。

1982年6月,在蔣筑英生命的最后4天里,他收拾了新建的試驗室,修好院里的柏油路面,幫助同事家修理下水道,又忍著腹部的疼痛到成都替一位家有急事的同事出差。飛抵成都的當晚,他召集驗收組的人員開會直到深夜11時。次日一大早,他換乘兩次公共汽車,步行了許多路到達工廠,忍著病痛開展工作。

6月14日深夜,蔣筑英因腹痛難忍被送進醫院。醫生診斷他患有化膿性膽管炎、敗血病、急性肺水腫等多種疾病。6月15日下午5時3分,因搶救無效,蔣筑英在醫院去世,終年43歲。

作為中國光學界一位頗有影響的中年科學家,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熱血譜寫了一曲當代知識分子的奉獻之歌。蔣筑英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中共吉林省委根據他生前的表現和愿望,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蔣筑英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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